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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得益于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行的放管服改革，诸多领域已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这就是由附许可保留的禁止到附禁止保留的许可的发展。
参见焦洪昌主编：《宪法学（第六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63—64页。此种指涉很可能是出于宪法实施、宪法研究的需要。
正是为了确认既有改革的成果并且保证将来改革的推进，被誉为改革宪法的现行宪法方才应运而生并且取代了施行仅4年之久的1978年宪法。[7]诚然，从一般法理上说，较之于起草者的原初意图，通过者的原初理解更具民主性，作为宪法原意更具权威性。在美国建国之初，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就无疑具有制宪者和释宪者的双重身份。若将宪法原意生成的时间起点锁定于修宪提案之时，起草阶段则将完全沦为修宪的史前史，起草者之原初意图对于探求宪法原意的意义则有可能被低估。另有一种情形是，相关组织的组成人员发生明显变动，甚至是大幅变动。
一者，所谓根据宪法除了根据宪法文本之外是否还有根据宪法原意之意，尚无定论。可以笼统地说，宪法原意的生成始于制宪、修宪过程的开始，终于制宪、修宪过程的结束。(59)车浩：《行政犯时代的违法性认识错误》，载《清华法学》2015年第4期。
(56)在此领域，存在大量行为人并不知晓法律规范具体规定的情形，也因此需要在此问题上协调普通人有限的知法水平和责任主义、预防原则之间的矛盾。2.故意要素还是责任要素？如上文所述，刑法学理上有关违法性认识的体系定位一直有故意要素和责任要素之分。这种分配机制当然要受到责任主义的制约，具体表现为，如果个人的不知法不具有责任主义所要求的可谴责性，相应的风险就不应由个人来承担。既然现代国家基于责任主义的考虑要对不知法的风险予以重新分配，国家就需首先承担公布法律和告知公众的基本义务。
即使砍伐的是自家院落里种植的胸径在25厘米以上的树木，或是十株以上的树木，同样要向绿化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否则亦构成违法砍伐。(55)这种三阶层论能够为行政处罚所参照，首先因为其包含了法律保留、法益保护和责任主义的法治国意涵。
从证明标准来看，排除合理怀疑是当事人抗辩违法性认识错误不可避免的证明标准。规范依据的寻获以及处罚漏洞的避免，或可成为违法性认识在行政处罚中应被定位为故意的支持理由，但将违法性认识仅局限于故意要素，却会引发其在行政处罚中的适用受到严重限制，进而无法贯彻责任主义的问题。这也意味着，在此领域内作业的行为人无论其实际认识能力如何，原则上都应以这一领域内的内行人的客观评判标准，对其是否可避免违法性认识错误予以评判。也有明确以过失为原则的，如奥地利《行政罚法》第5条，如行政法规无关责任要件之特别规定时，过失行为已足为处罚之理由。
而错误是否可以避免也因此成为联结违法性认识错误与法律后果之间的中间环节。⑤劳东燕：《责任主义与违法性认识问题》，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3期。(39)由此来看，违法性认识的体系定位所影响的还有认识错误的出罪能力。迄今，无论学者是将强调主观过错作为处罚要件归因于行政处罚教育与预防的双重目的，(26)还是认为责任主义代表的是尊重意志自由的民主立场，(27)抑或直接从宪法人格尊严条款中，提取出国家制裁的前提在于行为人在意志自由下对违法行为的选择和放任，(28)行政处罚应适用责任主义都已成为行政法学界的一般共识。
但我国《刑法》对故意成立的规定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牛某危险驾驶罪，参见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16刑终532号刑事判决书。
通过体系定位、判定基准和证明责任分配等问题的探讨，违法性认识问题同样应嵌入行政责任的判断体系中，由此来推进责任主义在行政处罚中的贯彻。前文已提及，将违法性错误不可避免作为行政处罚的责任阻却事由，可适用《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1款第2句首违可不罚的免责条款。
而《治安管理处罚法》可说基本吸收了从刑法中剔除的轻罪，因此与刑法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并不足以代表其他领域的行政处罚。而法规范根据违法性认识错误是否可避免而对法律后果进行的差异性处理，其目的仍旧是求取责任主义和刑法预防目的之间的平衡。相较刑事不法，大量行政不法的行为人违背的都并非一般的伦理法则，而只是行政法上的禁止性规范。⑨其二，法律在本质上仍旧与公众观念或大众道德一致，其中的代表性意见是，我国刑法规范与我国社会的行为价值观、是非观是一致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及其结果达到一定严重程度就会被刑法所禁止所制裁，因此具有正常理智的公民都能认识。(13)罗翔：《权利侵犯说视野下行政犯的立法限制与司法限缩》，载《政治与法律》2022年第6期。而刑法学者将这种观念适用于我国，还有我国律师整体职业和道德水平良莠不齐的考虑。
作为预防手段的刑罚功能又与功利主义的刑罚目的密切关联：在传统刑法的报应理论和责任主义之外，对于刑罚的目的一直有另一种认识，即功利目的论。若将上述条款予以教义延展和体系形塑，那么包含违法性认识在内的责任阻却事由同样也应被纳入应受处罚行为的体系构造中，并成为处罚实践的指引。
(30)但上述观点本质上仍旧与作为宪法原则的责任主义互相抵牾，尤其是认为行为的客观违法中已包含主观过错的认识更是明显将客观要素与主观要素混同，其逻辑还是违法即有责，也因此仍旧是结果责任的体现。在此种情形下，因行为人主观上并无明显的可非难性，对其启动惩罚自然也就不具备处罚实益，不符合处罚目的。
(18)但这种观点却并未彻底消除责任主义与预防目的之间的矛盾，也未清晰说明为何违法性意识欠缺并不会绝对阻却刑事责任。⑩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107页。
(56)陈璇：《责任原则、预防政策与违法性认识》，载《清华法学》2018年第5期。上述认识对于处理行政处罚中的违法性认识问题同样有所助益。而这也同样可作为违法性认识在行政处罚中应作为独立的责任要件的另一理由。处罚理由除绿化局认为李先生的过度修剪已构成砍伐树木外，还因为其违反《上海市绿化条例》的规定，居住区绿地由业主委托的物业管理企业或者业主负责养护，居民不得擅自修剪或砍伐，否则即构成违法砍伐。
(62)审查重心从当事人的主观心理状态转移至客观上是否已穷尽努力，此处有审查便宜的考虑，但背后体现的仍旧是规范责任论的影响。但这种绝对的知法推定的神话在现代刑法从自然犯扩张至行政犯后被打破。
而将其作为评价对象在责任判断的最后阶段处理，就可以在不彻底推翻原有的故意概念以及触动故意/过失区分的框架下，将合理减免当事人刑事责任的问题放置在有责性阶段进行最后筛查。为实现上述目的，他提出在《行政处罚法》中增设，除有正当理由而无法避免的情况之外，行为人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行政处罚责任，但行政机关应当按照行为人可以避免的具体情形，减轻或从轻处罚。
(67)张泽涛：《行政反违法性认识错误不可避免的司法认定及其处理》，载《政法论坛》2022年第1期。如上文所述，对于自然犯而言，形式违法和实质违法往往是同一的，行为人可意识到其行为有实质危害，也当然应认为其同样可意识到其行为应被法律禁止。
这些规范在很大程度上都超越了一般人的认知范围，一般人会将自己购买的树木天然地视为私人物品而予以处置，从现实可能性也无法期待当事人在修剪香樟树时会对自己行为的合法性生疑。违法性认识错误是否可以避免因此成为平衡责任主义与预防原则的调节器。此处的另有规定一般认为是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当事人的行政责任的承担无须有主观过错的情形，但为缓解过错推定原则的无限普及所导致的上述问题，这项例外条款也应被扩张解释为，具体法领域已明确规定由行政机关承担过错证明责任的情形。(37)但也有学者反对上述观点，认为违法性认识的体系定位，不是一个仅仅涉及形式美观的枝蔓性问题，而是直接关于预防与责任之间平衡的具体实现。
我国《行政处罚法》在修订后虽然未纳入独立的违法性认识错误条款，但首违可不罚等规范以及学理上渐次形塑出的应受处罚行为的整体判断框架已为违法性认识在行政处罚中提供栖身之所。而行为人注意义务的范围，也的确常常取决于问题的复杂程度、该领域的相关法律的修订频率以及诸如企业规模、获得持续信息的期待可能性等一些具体的个别性因素。
因同属国家惩罚机制，行政处罚中亦有责任主义的要求，在当事人的责任认定上也应对法律认识错误予以考虑。除可以《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1款第2句作为规范依据外，因为受刑法犯罪论构成的影响，迄今也有不少行政法学者开始探讨应受处罚行为的要件构成，并尝试以三阶层论为参照形塑应受处罚行为的判断体系。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在预防或威慑为导向的刑法体系里，妥协成为无可规避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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